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黄宗良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今年一开始，就有一种新气象，从中央到很多地方都在学习，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风气。最近我们党所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走，我们这个党怎么建设，并不是说说而已的问题，我们研究探讨的问题是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如何吸取国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执政能力建设。主要讲四个问题：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容；实质及二者的关系能力建设这个概念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原来我们听说的不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国外提出了关于能力建设的概念，到本世纪初，才有国际会议研讨能力建设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概念是我们党十六大提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十六大以前党的某些文件、某些领导的讲话中也谈到跟这个概念相近的意思。十六大关于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准确地判断形势；二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妥善地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尤其是应对复杂的局面，中心是协调关系，解决矛盾；四是依法治国，就是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行政结合起来；五是总揽全局。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提出五个能力，它是从今后一个时期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提出来的。简单地说，那就是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和搞好对外关系的五个能力，这也是概括得比较好的，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战略性的目标提出来的，把这个当做战略性的任务来看待。执政能力这样一个概念，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给它下定义，但不管从哪个方面下定义，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制度和机制；第二个方面就是干部和党员的素质和能力。制度和机制是根本性的东西，而干部和党员尤其是干部的素质及能力是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因为制度是要靠人来建立和执行的，如果没有素质比较高的党员和干部，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反过来说，党员、干部的素质也应该体现在构建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机制上，这是根本性、长远性、全面性的建设。所以二者是一个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一个关键的部分。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直截了当地讲，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心骨、领导核心。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当今中国要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不行的。一般地说，世界上的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都要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只是不同的政党其执政目标不一样，是共产党就应该像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为少数人谋利益，应该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从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上来以后，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都还是承认中国共产党，认为它有能力富民兴国，复兴中华。 当然，对我们党也有很多意见，很多牢骚。加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提高执政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纠正一些不符合目标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冷静地思考、科学地判断，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二、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国际、国内背景为什么这个时期我们党特别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胡绵涛同志在1月14日的专题报告会上指出，就是要使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个话份量是很重的，从国际上讲，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党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在中国来讲，就是顺应我们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关于国际背景，我简单地讲4点。第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的产业革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新的中间阶层加速发展，社会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哑铃型就是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结构；两头小、中间大的象个橄榄似的，就是橄榄型社会)。执政党要顺应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他既要努力地保持原来基本的群众，还要顾及到其他的社会阶层，要寻求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共同点，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共同点。中国的社会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哑铃型或橄榄型的社会，中国社会结构比较特殊。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根据经济、科技革命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不仅要考虑原来依靠的广大阶层，而且要顾及到其他的阶层，要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一点是共同的。执政党要顺应这个变化。第二，进入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根本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执政党如何联系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党本身各级联系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能像北朝鲜那样不允许老百姓用手机，他们这样作，三年、五年里可以，长期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北朝鲜现在已经盯不住了，经济要搞活，对外交往也多了，你不让我打，我跑到山上去打。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革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电视剧《新星》，里面有个公社党委书记，公社社员要向外打一个电话，都要由他来批准，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当时很落后，一个乡只有一部电话，他才有能力控制这个电话，共产党对农村社会控制是很严密的。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你怎么调控?作为执政党要顺应这个情况，提出一些新的制度，管理办法。第三，新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正在代替以前的科层制管理模式。这种的管理模式强调灵活多元而不是固定程式化的管理，是谐调而不是简单的控制，是对话、沟通，而不是只下命令，被管理者不是消极的被管理，而是积极参与管理。这是社会管理的进步和民主化。例如北京自来水、用电要提价，公园的门票要涨价，按以前的管理模式，你发个通知就完了，而现在不行了，现在必须先公示，要开不少听证会，消费者、被管理者可以积极参与。在中国，公共管理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新的变化。第四，苏东剧变之后，苏东执政的共产党把自己执政的交椅丢了，同时，也有其他不少的大党老党相继地丢掉了权力，这之中有什么共同的原因，都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我们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了，有哪些问题是应该从中汲取教训的?与此相关，国际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苏东的剧变，西方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咄逼人，搞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我们国家这二十几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实力仍然不够，不能遏制这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不仅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对中国要搞西化和分化，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威胁。我们党怎么办?我们不仅要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还要搞一种成功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党遇到的国际环境。关于国内。四中全会的《决定》有这么一种提法：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改革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怎么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期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要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我个人理解有6点：第一，我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我们在经济上进一步和国际社会接轨，不仅经济运行规则而且经济体制都要和国际社会接轨。经过20多年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国际经济已经很难分得开了，去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1500亿美元，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经达到70％。我们的国际影响不仅是经济，就是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空前的。我们对外开放，政治、文化都受国际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西方的价值观念随时影响着中国，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政治上也是这样，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等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中国。我个人觉得这个影响是两个方面：从好的方面，要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应该说积极的影响是主要的；但是消极的影响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党的执政能力来讲，随时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第二，我们现在人均GDP已经超了1000美元。国际上一般公认，人均CDP在800—3000美元这个阶段被称为中低收入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社会的发展处在一个敏感期，风险很大，前途不怎么确定。就是说可能是黄金时期，也可能是经济停滞社会混乱的时期，中国到底前景怎么样，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们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应该看到我们的条件是很好的，经过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软件、硬件都不错。我个人认为，软件好的方面应该给予充分的估计，比如讲我国的高层对中国社会怎么走、怎么发展，心里比较明白。因为有半个多世纪一系列的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四中全会《决定》中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总结的6条，都是属于重要的软件条件。当然有些问题还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还必须看到，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转轨同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比较，特别是跟叶利钦时期比较，跟第三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比较，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高层有个比较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虽然我们的体制不完善，毛病很多，但总体上来讲我们有很多优势。特别是去年，亚洲执政党在北京开会，许多国外的执政党对中国的执政集团、高层的领导集团都由衷地佩服。这是我们很好的基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尖锐的矛盾是个好的条件。我们面临的矛盾很多，比如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很大。前不久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讲到，中国90％城市的河流都受到污染，中国有3亿农民饮用不到合格的水，1／3的城市空气有污染。所以我们要改变空气的污染，让水净化，任务很艰巨。中国的耕地受工业污染的比例是很高的，大概有1.5亿亩，占耕地面积的8.3％，淮河这个地方300米的地下都受到污染。我们有80多万艾滋病人，按鸡尾疗法，每人5万，一共要花400个亿。还有80万一100万的血吸虫感染者，五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送了瘟神，这几年血吸虫又偷偷摸摸地爬上中国大陆来了，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重庆这一带都有血吸虫。我们总不能让毛主席所说的“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重新出现。鄱阳湖边是血吸虫感染很严重的地方，许多人英年早逝。有人说，南水北调，可能血吸虫也要北上，这个我没有论证，我搞不清丁螺在北方能不能生活。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矛盾就是社会矛盾，收入的差距太大了，城乡的差距非常突出，中国10％的收入最高者与10％的收入最低者的差距是19倍，俄罗斯是15倍，印度才7倍。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些矛盾集中起来常常表现为党群关系、政府同民众的关系很紧张，个别地方很容易一触即发。当然应当看到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任领导上来之后，这两年采取了很多重大的政策和措施，缓和了中国社会的紧张状况。但是问题还摆着，特别是“三农”问题。还有一点，对外的竞争和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我国的空调、电视机、VCD等生产能力很高，性能也不错，但据懂技术的同志讲，其中有很多核心的技术还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有人讲，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我们的经济。中国能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煤是不少，石油有了问题，石油进口的比例越来越高，去年石油进口已经超过一亿吨了。石油进口80％经过马六甲海峡，据说马六甲海峡这个地方3艘船中就有两艘是中国的货船，而美国佬也盯着这个地方，在马六甲海峡他都有巡警。我们的发展还面临着国际环境的影响，很多事情是使人无法睡好觉的。第三，我们的社会处在转轨时期。转轨时期要建立各种法规，任务非常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政府的行政都有不少越位、错位的情况，而在转轨时期，我们有一系列的不到位，因此很重要的是抓制度法规的建设。例如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就不适应，中国的犯罪率是万分之二十八点几，警察是每万人中有10个，这在世界上比例是低的。每年都要死400—500名警察，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明警力不足。以前农民有出外要饭的情况，要找支部书记开个证明，现在大城市有几百万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就面临着大量复杂繁重的任务。还有对社会规范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不成熟，到处是假冒伪劣。不仅经济生活，教育文化都有这个问题，全国大约有50万—60万大专丈凭是要打问号的。精神生活里都有这种假冒伪劣的状况，党内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小学班主任也不敢批评，学生有小偷现象，教师的评语是“动作敏捷，手脚灵活”；大学生的求职评语中有在学校搞什么社会工作一栏，一个班33个人就有16个班长，有好多都是不实之词。税收的能力，资源管理的能力都不适应，我们每年流失的税收是1000个亿，也就是税收的5％。资源的流失表现在耕地流失，1996年到2003年一共流失耕地㈠乙亩， 占中国耕地的5％，由此相关，从不富裕的农民手里流失2万亿—3万亿的人民币。这是转轨时期资源重组必然要碰到的问题。现在我们国企还有8—9万亿的资产，如果搞得不好，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的8—9万亿国有资产有可能落到少数有权势人的手里，那就是俄罗斯的路子。还有安全问题特别是生产安全问题，中国的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尤突出，我们生产100万吨煤要死4个人，美国是每产100万吨煤要死0.04个人，印度是0.4人，我们死人是美国的100倍、印度的10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0倍。这个事是很伤脑筋的，规章制度、人的素质、科技水平都存在问题。一个中、小煤矿或一个私人矿井，他每月收入90万，是很赚钱的，死1个人，赔你几万元就拉倒了，有的还把尸体偷偷摸摸地埋掉。民工也不知道从哪儿来，查也查不清楚，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第四，决策方面。我个人研究的心得，我们革命成功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最大的破坏就是决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这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我们中国决策能力是很强的，包括改革开放搞得好的地方，都有一批人有很好的决策能力。但是这仍然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很突出的问题，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各类开发区有6000多个，到去年为止撤销了70％。这70％当然不都是决策的错误或失误，中国要发展，各地都这样作，重复建设，信息又不太通，有些决策不太好，但是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干部的政绩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没有民主的机制，又没有纠错的机制，少数人脑子一热，为个人树碑立传，然后拍板就干了，既不民主又不科学，所以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是一个{艮重要的任务。第五，对我们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去年有个“透明国际”组织评估，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的廉政状况排名第71位，满分是10分，我们得了3.4分。香港是第16位，台湾是第35位。说明我们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廉政建设，不仅是抓几个腐败分子的问题。这几年中央决心是很大的，高官落马一个接着一个，有些地方是大动作，在黑龙江那个地方，你叫老百姓怎么评论共产党的执政呢。但问题还不在这里，还在一系列的制度、机制的建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比如公车制度，全国公车400万辆以上，以一个车7万元计，每年要花3000亿元，实际用在公务上的占1／3，有2000个亿是不必要花的。还有无可奈何的公款吃喝每年要花1000亿以上。这样就有3000亿白花了。要处理公车改革这些问题，有个利益问题，要作为制度定下来就非常难。我就有个设想，如果我们的党风有个比较大的好转，我们不要唱高调，唱个中调，这3000亿省它一半，就省1500亿，这1500个亿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使中国1亿贫困农民经济生活上一个大台阶。西部地区如青海省的农民一年都收入不到1000元。更不用说我们每年到境外去赌博的赌资6000个亿，当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干的。要真下狠心去抓，今年就很见成效，周边国家百儿八十个赌场就马上关门了。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交通局长大概是个科级干部吧，父亲过寿光麻将就搞了几十桌，警察来抓了，还跟人家干起来，最后把他抓起来。我们这个党还是有所作为的，就看你抓不抓，真抓了还是可以抓出成效的。第六，发展和在发展中坚持社会公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党看得很准，很成熟，第一要务这个提法非常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发展面临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人口和资源的制约。说一个俏皮话，两种资源一个太多、一个太少。劳动力的资源太丰富了，劳动力资源过剩了，人口跟资源的矛盾很尖锐。就资源来讲，自然资源我们有一些，但是比较短缺，如水、电、油。油就是石油，我们人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石油的储量连10％都不到；耕地是世界人均的40％；煤我们比较多，现在我们的能源主要靠煤，但煤要发展也很困难，每年要产17亿吨，增加亿吨的产能就要投资从大同修一条到秦皇岛的铁路。受制度、人口的素质、科技水平的限制，我们浪费的资源也很多。同样生产一个GDP，我们用的水相当于国外的5倍，能源是国外的3倍。所以要从提高效率上去找出路、做文章，要通过科技提高效率。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口很多，劳动力过剩，农村的劳动力过剩两、三个亿。按就业率越高社会越稳定，就业率越低社会越不稳定的规律，如何安排好就业，就是政府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我们面临着的发展问题是比较严峻的，发展不仅仅是GDP怎么增长，我们还是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要讲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是核心的价值观，共产党如果不坚持这一条，哪来的先进性呢?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读书班讲的社会主义6个特征，中国人之所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因为你还是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公正的，你这个党能够站得住，有执政的基础，得到人民的认可，如果离开这一条，就要出问题。公有制是公正的基础，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当家作主……这一系列都是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内容，体现了我们制度的先进性。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的发展，大家看到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要通过第二次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人还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之外，这是个最尖锐的问题。我们最基本的情况是，国家还比较穷，还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覆盖社会大多数的社会保障制度。能怪我们党吗?不能怪。从医疗卫生的社会公正程度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农村、城市差别很大，农村许多人小病咬咬牙，得了大病只能等死，这也是事实。还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固定化和明朗化，中国的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不仅衣、食、住、行等明显不同，而且包括进什么学校，进什么医院，进什么商店，坐什么交通工具，都明显地分化了，差距很大。问题是上层有不少人利用权力非法暴富，我们主要是关注这一类。建立和谐社会，在发展的基础上，合理地协调社会利益，妥善地处理社会矛盾，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弱势群体在各个层次的决策中，他们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他们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充分表达的机会。有人说中国社会主要是精英决策，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各级的人大组织也不可能完全按人口分配代表。问题在于这个弱势群体的愿望在当今不可能完全由中国的精英表达。在中国甚至可以发生这样一个荒谬的现象：农民到城里打工，辛辛苦苦一年，最后连工资都拿不上，还得共产党的总理为他们讨回这个工钱。这简直连社会正义都没有了，民工很苦，住、吃、穿的差，一天干十几个钟头，一年也就挣几千元送命的钱，工钱给不给无所谓，这是什么世道!我们的社会能允许这样，共产党能允许这样吗?有人讲，你老说社会公正，是给执政党施加压力，我说，你基本的问题都不懂，什么叫执政党?执政党就是这个社会的大管家，社会上的各个群体(除了敌对势力)都有他的要求，执政党就要想法解决它们的问题，你以为官就这么好当吗?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这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考虑了多年，认为中国的事情需要全党，需要我们社会的精英分子真正地有比较高的介入，有比较好的水平。许多事情都是大家这么说说，形成了一种舆论，如果它是正确的，慢慢地就推动了上层的决策。大多数人都提高了觉悟，提高了水平，都有了真正的立党为公这样一种情怀，中国是可以不断地向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不管你是什么主义，什么朝代，总有一批觉悟的分子，要敢于反映社会的呼声、民众的呼声，来推动社会向前走，虽然它是很艰难的。三、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共产党宣言》就讲到共产党是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先进在于它坚持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围绕着这个奋斗，也就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丈章中提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是先进性的一个重要出处，党是按照先进的组织制度一一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党员应该是先进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有一句名言：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员， 白给我都不要。先进性就表现在素质、能力、行动上，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这么先进的政党，为什么在苏共执行了七十多年，东欧也是四、五十年，最后权都丢了?我个人认为，是丧失了先进性，因此就丧失了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的优势。共产党对于其他政党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有宽厚的执政基础；第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是由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至今西方民调也公认马克思是千年思想伟人，那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对共产党，在西方社会也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什么东欧的共产党搞来搞去，最后把权给丢掉了?就在于几个优势逐步丧失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是怎么丧失掉的呢?从经济、政治方面都有重要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你这个党慢慢地脱离了群众，甚至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从政治上讲，有一个很深刻的体制问题。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有一个管理阶层，这个阶层属于共产党。这个管理阶层如果缺乏民主的选举、民主的监督、民主的罢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那么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同群众的血肉联系，都会打折扣，甚至成为一句空话。苏联这种体制最突出、最尖锐的问题，就是自上而下管惯了任命制、委任制。既然不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有许多政治常识我就不须多讲了。在苏联这个体制之下，实际上是任命制代替一切，选举制常常流于形式，这个执政的阶层就很容易形成自己特殊的利益，形成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最后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讲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以此教育人民，实际上他们从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思想感情，都慢慢同广大群众格格不入，这是全部问题的要害。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基本上是这样了。这里要纠正一个至今还不清楚的观念，在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上，在党和群众的关系紧张甚至是对立的情况下，正确的基本上是人民群众。很多人包括理论界，是没搞清楚还是不说真话?说党群关系紧张(指大的冲突)，可以说是党的执政者本身有问题。真正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说空话的政界和理论界，而是广大民众。社会主义历史上就是这样的，东欧、苏联等很多党都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波兰共产党遇到了几次危机，每次危机，新上来的人总是说，群众所反对的不是你这个党，而是你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 自己在那种体制下，慢慢地走到脱离群众的路上去。有人说群众信仰危机，谁的危机?是党的建设的危机，脱离群众的危机。列宁早就讲，作为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危险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是空话，要通过体制、工作机制、制度体现出来。在苏联剧变过程中，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只7—8％的人说苏共是代表人民的，70—80％的人认为你代表的就是你这个党的干部，这说明了问题的本质。作为执政阶层，实际上在那种体制下，基本上是几个人执政甚至是一个人执政，这个执政基础就非常窄了。这个人掌权之后，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自以为是，心可能是好的，但是他不自觉了，他提出“左”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一系列左的政治行为，那些“左”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执政者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群众，强加给社会。苏联的大集体农庄，集体化运动，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文革，包括毛主席后期，拥护的人是少数。虽然当时的报纸都说这是群众运动，对大跃进，真正老实巴交的头脑稍微清楚的农民都知道，你成天放卫星是吹牛皮，一亩地哪能生产几万斤、十几万斤呢?那些都是假的。然后老百姓反对，党内包括党内高层反对，就把你打成社会主义的异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武器就是阶级斗争，大批判、大清洗、大镇压，最后形成一系列冤假错案，成为这个党的硬伤，成为这个体制、这个社会主义模式的硬伤、过了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镇压的事到苏东剧变时才翻腾出来，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一辈人，他们的祖辈都是受过大清洗伤害的，这样一系列的冤作壁上观错案就成为你的硬伤。苏共剧变是怎么形成的?基本上是他们的后代搞起来的。经济上，是计划经济，没有活力，还有经济决策过“左”，他们把社会发展阶段看得过高，因此形成了高指标赶超战略。在发展战略、发展观念上苏联模式也有一系列的弊端，我把它概括成为7重7轻：重政治、轻经济(而政治就是权力)；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里重和轻是相对来讲的，并不是说重都不对，一定时期优先发展工业不能说不对，像苏术上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做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必须这么做。所以，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无非就是在政治风波中大多数老百姓不把票投给共产党。要真正吸取教训，就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执政的基础。四中全会《决定》讲“血肉联系”，这点是非常好的。但是“血肉联系”不是说说而已，必须从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制度去体现。虽然这不是很快能做到的，但必须这么做，这是执政基础，是最重要的。党的第二个优势民主集中制怎么丢掉的?简单说来，党内民主不足甚至受到破坏。民主不足，形成个人集权、个人专权甚至个人崇拜，包括终身制。霍查在阿尔巴尼亚执政43年，搞了11个反党集团，谁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集团，就要杀头，这叫共产党吗?缺乏党内民主，连战友的政治生命都得不到保证，更何况一般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利!所以才有布哈林、刘少奇、彭德怀这样一批敢说的人，他们为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浴血奋斗，最后都死在自己战友的手里，根本的问题是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再加上终身制，这个党怎么会有活力呢?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执政1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搞了18年，前期搞得不错，到七十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70岁的时候按说应该下来，结果他不仅不下来，还把波德戈尔内(主席团主席)搞掉了，自己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来他中风了，也正好是苏联七十年代中期走下坡路。一个党交给这么一个人，跟美国总统谈判，他是作为国家的元首去谈判，谈判中说不出一句话来，别人写的稿子让他念，念成“亲爱的帝国主义者”，这都是真实的情况，不是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1982年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他是“克格勃”的头。苏联只有“克格勃”是真正了解本国国情的，在政治局里面重大的事情许多委员并，不清楚。安氏这个人还不错，大家对他寄有很大的希望。他68岁，身体不好，肾脏有问题，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上指挥国家的事务，执政15个月就死了。上来的是契尔年科，他根本就不是政治家，是勃列日涅夫的大管家，他72岁上台而且身体不好，肺气肿、肝硬化，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他致悼词，念一句喘两三次，苏联人知道他不行，根本就对他没有寄托什么希望。他执政只有13个月。苏联在两年半时间就死了3个最高领导人，这个国家就灰溜溜的了，这就是一种衰败的迹象。所以苏联人民一直盼望着赶紧结束“老人政治”、“病夫治国”，这种制度实在很落后，没有活力!没有办法，只好靠自然规律来惩罚，自然规律就是人总是要死的。下来就到了戈尔巴乔夫，他只有54岁，也就是列宁去世的年龄。这小子能力还是不错，能说会道，当年勃列日涅夫等人去温泉洗澡，他善于拍马屁，人就混得很熟，契尔年科死了，就轮到他了。他的实践经验、经历、素质包括政治上的品格，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胜任这个岗位。苏联这个社会本来模式转换已经有点晚了，这个模式的转换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重大的任务。苏联人老说：我们怎么没*****联这样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怎么行呢?军工很重要。一定时期要积累，要多考虑国家利益，要勒紧裤带，个人利益要作一点牺牲，这是不可以指责的。重要的问题是，把一时的需要当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把握好一种“度”。过分过 度地搞，形成了一种战略观念，发展战略公式。苏联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比例失调、不协调、不全面、不是以人为本，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把几代人当成工具了，勒紧裤带两年、三年可以，几辈子都勒紧裤带就成问题了。这就是片面性。因此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很重要的，从理论学术上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做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必须这么做。所以，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无非就是在政治风波中大多数老百姓不把票投给共产党。要真正吸取教训，就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执政的基础。四中全会《决定》讲“血肉联系”，这点是非常好的。但是“血肉联系”不是说说而已，必须从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制度去体现。虽然这不是很快能做到的，但必须这么做，这是执政基础，是最重要的。党的第二个优势民主集中制怎么丢掉的?简单说来，党内民主不足甚至受到破坏。民主不足，形成个人集权、个人专权甚至个人崇拜，包括终身制。霍查在阿尔巴尼亚执政43年，搞了11个反党集团，谁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集团，就要杀头，这叫共产党吗?缺乏党内民主，连战友的政治生命都得不到保证，更何况一般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利!所以才有布哈林、刘少奇、彭德怀这样一批敢说的人，他们为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浴血奋斗，最后都死在自己战友的手里，根本的问题是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再加上终身制，这个党怎么会有活力呢?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执政1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搞了18年，前期搞得不错，到七十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70岁的时候按说应该下来，结果他不仅不下来，还把波德戈尔内(主席团主席)搞掉了，自己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来他中风了，也正好是苏联七十年代中期走下坡路。一个党交给这么一个人，跟美国总统谈判，他是作为国家的元首去谈判，谈判中说不出一句话来，别人写的稿子让他念，念成“亲爱的帝国主义者”，这都是真实的情况，不是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1982年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他是“克格勃”的头。苏联只有“克格勃”是真正了解本国国情的，在政治局里面重大的事情许多委员并，不清楚。安氏这个人还不错，大家对他寄有很大的希望。他68岁，身体不好，肾脏有问题，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上指挥国家的事务，执政15个月就死了。上来的是契尔年科，他根本就不是政治家，是勃列日涅夫的大管家，他72岁上台而且身体不好，肺气肿、肝硬化，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他致悼词，念一句喘两三次，苏联人知道他不行，根本就对他没有寄托什么希望。他执政只有13个月。苏联在两年半时间就死了3个最高领导人，这个国家就灰溜溜的了，这就是一种衰败的迹象。所以苏联人民一直盼望着赶紧结束“老人政治”、“病夫治国”，这种制度实在很落后，没有活力!没有办法，只好靠自然规律来惩罚，自然规律就是人总是要死的。下来就到了戈尔巴乔夫，他只有54岁，也就是列宁去世的年龄。这小子能力还是不错，能说会道，当年勃列日涅夫等人去温泉洗澡，他善于拍马屁，人就混得很熟，契尔年科死了，就轮到他了。他的实践经验、经历、素质包括政治上的品格，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胜任这个岗位。苏联这个社会本来模式转换已经有点晚了，这个模式的转换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重大的任务。苏联人老说：我们怎么没有一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不行，到最后宣布苏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动，就是解散党。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变节了。但是苏联共产党1800万党员和群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外国的共产党人比他们还着急呢!为什么呢?长期以来，这个党没有民主，没有活力，没有生气，党员在党内就是一个工具，没有什么主人翁精神、创造精神。因此表面上是一致的，实际上组织涣散，思想僵化，所以等到宣布自行解散，那就解散嘛，跟我自己没多大关系。在过了几个月之后才缓过气来，才明白苏联发生了什么。由此可以看到，党内鞑蛔愕奈：ΑＮ颐鞘蟊ǜ嬗幸痪浠昂苡蟹萘俊暗衬诿裰魇堑车纳保挥忻裰骶兔挥猩Γ材岩蕴傅侥哿驼蕉妨Α；褂幸桓鼍褪巧ナЯ擞寐砜怂贾饕謇砺圩魑傅妓枷胝飧鲇攀啤Ｔ趺瓷ナУ�他们用教条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这个党就没有根据社会的发展、民众的要求去探讨一些往前走的重大社会问题。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个结论定了以后，几十年就不改变了，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处在一种危机时期”，这是1928年下的结论，到了八十年代还是唱的这种调子。西方怎么发展，资本主义有什么新的调节能力，统统不去作研究。谁去研究?你对党的提法有不同意见，就有可能掉脑袋，有几个人有胆量?很难。因此这个党表面上是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理论脱离实际。戈尔巴乔夫放开了，窗门一打开，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而这支队伍是毫无战斗力的，只能溃不成军，也不想守这个阵地。我们要深刻地思考。中国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上与文化革命前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不是说我们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要形成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敢说真话、敢于探讨问题的局面，才有活力。所以党有理论创新才有活力。党的优势的丧失是一个过程，丢失在戈尔巴乔夫子里。戈尔巴乔夫怎么踩上地雷，陷入误区呢?总的说，指导思想、方针、路线包括方法步骤都有严重问题。简单地说，他在四个地方踩了“雷区”：一就是多党制的问题，承认了多党制。他把《宪法》第6条删掉了，把权力交出去了。第二就是淡化了民主集中制，尤其是中央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实行联邦制。党是不能搞这种联邦制的，给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很大的自主权，在混乱的情况下，大家不听你党中央的，这就淡化了民主集中制。第三是在干部问题上。干部有官僚特权阶层，但改革依靠谁呢?戈尔巴乔夫把干部看成是“社会障碍机制”、“官僚阶层”尤其在高层“大砍大批”，最后搞得政治局委员剩下他一个人，这种干部政策使得自己成为孤家寡人。第四是思想意识形态，缺乏领导无力领导，放任自流，最后失控。由理论失控一政治失控一经济失控一零增长、负增长，最后整个失控。这4个方面确实存在改革的任务，怎么把握好分寸，把握好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搞不好，因失度而失控，最后把权力丢掉了。相比较来讲，我们党避免了苏联的失误，四中全会总结了6条，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批了“两个凡是”，真正地反了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一着。第二个重要的一着是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革开放。第三着不断改善党群关系。苏东剧变后第一年，我们党中央全会就作出《关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定》，就说明我们党那个时候对苏东剧变的要害看得非常准，后千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都是非常好的。第四条，我们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因此我们这个党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再看一下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共产党的情况。他们也避免了苏东的路，为什么避免了苏东的前景?有许多跟我们党是差不多的，或者可以说这几个国家都程度不同地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的经验。越南党很看重邓小平理论。老挝党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6批一共派了200名干部，到中国来研讨取经。金正日经常明来暗访，考察中国，向中国学习点什么。简单说，这几个党有四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就是马列主义本土化。这个本土化不仅是坚持马列主义，还有自己的特点。越南把胡志明思想跟马列并提；古巴把十九世纪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思想跟马列主义并提，作为指导思想；北朝鲜党公开的不提马列作为指导思想，把“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主要地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作为一系列原则的核心。我们中国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古巴是坚持三项原则，越南坚持五项原则，老挝坚持6项原则。越南比我们多了一条，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老挝又多了一个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坚持党内民主。这些党都知道实事求是，对社会发展阶段有正确的判断，我们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南叫向社会主义过渡，老挝认为连过渡都没有到，是过渡的准备，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这都是对社会发展阶段实事求是的看法。第二点，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越南党内民主放得比较开，他们选中央委员，普通党员都可以毛遂自荐，候选人还管你职位有多高，都要公布你的家庭住址、电话，老百姓都可以质询你，和你联系。越共开九大之前，都把党代会报告的初稿发到党内外广泛讨论，征求意见。古巴开五大时，参加讨论报告的有650万人，14岁以上的就算成年，就可以参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在许多党内都是不提的，我们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老挝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政体”，连北朝鲜在1992年的宪法里都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党风廉政建设。改革开放以后，普遍都有腐败的问题，越南这个问题很突出，提出了“革新开放法”，1986年开放后，被处理的党员干部有7万多名，前不久在外贸部门又抓了十几个人。因此，他们对党员干部都提出了严格要求，提出了19个“不准”。古巴对国家干部规定了“国家干部道德法”，搞了26条“戒律”，尤其在用公车问题上比较严格，在古巴只有部长才有专车，而且是“拉达”牌专车。他们规定干部用专车，如果你有空位子又是顺路，路边的老百姓就可以上你的车，不能拒载。第四点，抓经济建设。都知道把它摆在重要的地位，有的成绩还很大，比如越南，革新开放以前，粮食产量是1800万吨，现在已经提高到3450万吨，成为世界上出口大米的主要国家之一。连北朝鲜的金正日也承认没有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的工作了，当然这个党比较“左”，到2002年他们还提出4个第一(领袖第一、军队第一、思想第一、制度第一)，个人崇拜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厉害，朝鲜有两个“红太阳”，一个是金日成，一个是金正日，把老百姓烤得又瘦又黑，前些年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饿死不少人。现在慢慢地开放，经济上搞活。金正日这个人还是很聪明，有能力，对他来说最大的考验是经济，政治上能够改良民主。这4个国家经济基础都比较差，没有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500美元的。古巴、朝鲜这两个国家职工平均工资都是每月10美元左右，古巴的人均CDP是2000多个比索(按1：20几计算，不到100美元)。四、其他类型党执政情况主要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党。他们有些作法和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主要有4点。第一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本国国情，不断地修正、调整执政纲领和理念。最突出的是英国工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就是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想通过嫁接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第三条道路在西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有两个党值得说一下。一个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他的执政理念很多话都是中国的，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有恒产者有恒心”，给老百姓一定的财产，他对社会就有依存感，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泰国的泰爱泰党也有特点，他的执政理念有一条就是“政策立党”，意思就是选民把票投给你了，把权力交给你了，他重视的不是意识形态，重视的是你这个党制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利益，你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他们就会拥护你，你的执政地位也就巩固了。他们也有“三农”问题，提出的口号是“一乡一品”(一个乡村有一种优势产品)，“30铢治百病(在农村花一个美元参加合作医疗就可以看病)。第二点，以争取选民为中心，整合社会利益，关注社会公正。国外许多的政治说到底是议会政治，选举政治，也就是各党竞争，争取更多的选票上台执政。因此，很多党都很重视争取选民，尊重社情民意。有些党是花钱买意见，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意机关调查，老百姓对我们这个党有什么评议、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要求，我制定政策应该怎么注意，这是争取民心。在争取选民中还有一个问题是议员跟选民的关系，新加坡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党不大，只有83个支部，支部书记就是议员，他们规定，你当议员期间对你这个选区的选民，要上门串户征求意见，有什么要求你要记下来，礼拜几要有选民接见日。社会公正不仅是你社会主义国家，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实行普选制，你的执政地位从何而来?社会公正，大多数人是拥护你的，特别是第三世界。印度近10年的政治情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96年是印度大选，国大党执政40多年被选下来了，为什么呢?10亿人的印度，你搞了1．5亿人住贫民窟，两千万个乞丐。根据瑞士银行的统计，国外的存款500—600亿，印度的财产被政客和公司经营者大量侵吞存在国外。被选上来的印度人民党执政8年，年均GDP增长6％，经济的成绩是很突出的，特别是软件业，全年出口100亿美元，而我们中国出口才20个亿。去年五月印度又大选，人民执政党也被选掉，为什么呢?70—80％的选民认为我得益不多，不投你的票。国大党为什么又上来了呢?它吸取了教训，提出的口号是“面向穷人”，因此农村很多人就投了国大党的票，在印度就发生了“泥巴打败了鼠标”的现实。第三点，反腐维权。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腐败成风，不少大党、老党被腐败击倒，比如印尼的“双叶集团”、苏哈托集团，这个家族非常腐败，光土地就霸占了5000万亩，200—500亿的财产，苏哈托本人可查的财产就是5—6个亿，最后被选下去了。西方也有，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也是因为腐败下台。还有一个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执政71年，把墨西哥的人均GDP提高到5000—6000美元，经济成绩很突出，但是腐败太厉害，叫腐败制度化，最后也下了台。也有搞得好的一个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再一个就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所谓搞得好，简单说来是4句话，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包括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党内外监督；高薪养廉；严惩腐败。高薪养廉主要讲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理的年薪是150万新币，部长是100万新币，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不是说高薪必然廉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一系列的制度严格管理，官员和干部比如说你要上到高层得经过七、八道关口，其中最后一道关口就是李光耀总理要面谈，有一套制度。第4点，妥善处理对外关系。当今这个世界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地球越来 越小，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复杂，因此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妥善地处理好对外关系，就涉及到你的地位能不能巩固。萨达姆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到处树敌，被美国一打，打乱了，党完蛋了，自己的性命也难保。西班牙人民党，在欧共体里经济是搞得比较好的，但是去年“3?11”马德里的火车站爆炸案就把它轰下台了，因为西班牙老百姓不同意出兵伊拉克，你不听，把国际恐怖分子引到西班牙来了，人家炸火车站，大选就把你选下去了。国际关系搞得好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政治家。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很难呆下去，因为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有一些政治家确实作得不错，如勃兰特，曾经当西德总理，最突出的一个事例就是1970年11月的“下跪外交”，到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去献花圈，他不由自主地跪下去。这个事情第二天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报纸上还登了一个年轻姑娘安妮的照片。这个安妮曾经在德国的集中营里呆过，后来幸免于难，五十年代她在波恩参加一个婚礼，新郎的父亲非常得意，把大家带去参观新房，并介绍其中一盏台灯，说这个灯罩乳白色、半透明，价值连城，上面还有一朵玫瑰花。安妮太太看到这个灯罩之后大叫一声晕倒了。这时贝贝尔就拿着针过来要给她打，实际上是杀人灭口。一个人就阻止他：你不用打针了，安妮太太已经醒了。这个人就是勃兰特总理，他当时是一个议员。为什么安妮太太看到这个台灯就晕倒了呢?因为这盏台灯是用她在集中营时的男朋友的皮作的。怎么认得呢?这朵玫瑰花是她男朋友纹身的图案。德国法西斯杀害犹太人几百万，同时剥下了几千张人皮作灯罩。后来查明这个贝贝尔就是党卫军的一个小头目，以后混进西德政界，后来被枪毙了。到1970年勃兰特当总理候，去献花圈时，他说：我到这个地方，好象听到无数个冤魂在哭泣，好象又看到这盏台灯的灯罩，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去。第二天，西德的总统发布了赎罪书，向所有的受害者赎罪。这一年的年底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现在的施罗德去年两次访问中国，诺曼底登陆60周年施罗德来了，他说：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不仅是盟军的胜利，也是德国人民的胜利。过了不久，8月1日是华沙起义60周年纪念，60年前18万人口的华沙被希特勒夷为平地，施罗德讲：华沙广场是波兰人民的骄傲，也是我德意志民族的耻辱。这些政治家是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品格，值得我们尊重。相比之下，我们东边那个邻居就差劲了，就这一点来讲，你这个民族比起德意志民族，就矮人一头了。所以怎么处理对外关系，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很重要。